言论自由与网络舆论法律问题研究
发表日期:2018-08-02 16:37:00  浏览:  字体:   来源:怒江州司法局

 

 言论自由与网络舆论法律问题研究

  廖建松 廖玲燕

 

  言论自由作为一项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的基本人权,同样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新兴的网络空间中形成的网络舆论必然涉及法律保障问题。当前,网民通过网络空间进行思想表达、情绪宣泄、信息交流已成为广泛且较为成熟的社会现象。网络舆论作为网民表达诉求、反映民意的一条重要渠道,是人民参与治国理政和社会管理、传播信息的重要方式。但如果不加限制的网络言论自由必将导致难以估量的损害和难以预判的秩序混乱,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与管控言论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引导网络舆论的正向发展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问题。根据国家大政方针的部署安排,在新阶段,我国对网络空间的治理将会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引起更高重视,在处理网络舆论与言论自由涉及的法律问题时,以论证对网络言论干预的正当性、探讨言论自由权在网络言论中的边界,提出多点一面的干预方式以达成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保障民众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自由权的目的。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现状背景分析

  (一)网络舆论与言论自由的概念界定

  网络舆论具有舆论的本质属性,是舆论的一种,是特殊的舆论形式。具体来说,网络舆论是指公众(指网民)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语言或其他方式对某些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特殊舆论形式。

  言论自由是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表达自由、出版自由、通信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自由等内容。

  言论自由权在我国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国外同样由来已久。最早在十七、十八世纪由洛克、卢梭等人提出“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论”以及伏尔泰的“天赋人权”思想,作为近代公民言论自由权的理论源头,为后来言论自由权的发展提供理论构想。之后以美、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作为一项权利写入宪法,由此言论自由从一项具有自然状态的权利转化为法律体系内的法律权利。当前,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看法已经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二)网络舆论与言论自由的相关背景分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通过网络进行语言与思想的交互以及信息获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民众行使言论自由权也因为有了互联网的支持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网络以其受众人群更广、传播速度更快、超越时空距离等优势,为信息快速实现互联互通与传播提供了条件,也为言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有利的保障手段。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网络舆论在当前社会发展新阶段中快速适应社会需求,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正向作用,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很多社会问题通过网络得到揭露,使很多不正当现象得以纠正,净化了社会风气,弘扬了社会正义。如网络反腐已成为反腐的重要阵地。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多样化的互联网终端对贪腐官员进行监督和曝光,成为反腐的重要力量之一。此外,2017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以影视剧的方式进行反腐宣传,在网络上形成强烈的舆论热潮,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若互联网管不好,就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煽动源。要防止网络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如香港一知名媒体指出的,当前大陆网络中许多事件正呈现出一种群起而攻之的现象,使一些问题的解决偏离了正常的法治渠道。同时要谨防网络舆论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017年3月25日《南方周末》刊发《刺死辱母者》引发社会热议。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即于欢案已于2017年6月23日落下帷幕,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欢故意伤害案作出二审判决。此案通过网络进行快速传播,体现出网络舆论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影响,回顾本案,主要有三个重要节点,节点一,3月25日《南方周末》刊发《刺死辱母者》,3月26日“侠客岛”微信公号刊文,此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案件,网民在这一时期高度参与该案讨论,但同时由于信息报道不够充分,事件迅速引起巨大争议,以至于有人说,“评论太多了,事实不够用了”。的确,缺乏事实支撑的舆论轰鸣,只能让原本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变得模糊起来,让真真假假的说法乃至猜测满天飞。节点二,社会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民警在此案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渎职行为,5月26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于欢案出警民警调查结果即根据调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案发当晚出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山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立案。节点三,6月23日于欢案的二审宣判为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相比较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刑法层面由不存在客观阻却事由的认定转变为具有防卫过当的认定。从此案的推动上来说,与网络舆情与社会关注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网络舆情的正向监督作用,使得本案从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引起广泛关注的涉及伦理的大讨论,最后对于欢案的二审改判不仅是正义的体现,更是体现着法律温度最好的法治讲坛。

  往前追溯,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将张妙撞倒并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 自药家鑫案开始,张家和药家就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中,两家人都被频繁地曝光、评论甚至是谩骂,两家人在舆论面前都受到很大伤害。当时时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心理学室教授、犯罪心理及测试研究生导师组长,二级警监、知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就药家鑫连刺8刀的行为解释为因其常年被迫弹琴而在面对张妙时产生的强迫行为,因为这一解释被网友称之为“弹钢琴杀人法”,网络舆论沸沸扬扬,对李玫瑾教授的骂声不绝于耳。而在药家鑫案二审维持原判后于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网络上又出现了曾经指责药家鑫是富二代、官二代,后被证实是出生普通家庭,也有不少网民认为其实药家鑫也不一定“非死不可”。网络舆论由原本的一边倒看法逐渐改变,当时曝光的一部分“事实”后也被证伪。网民在对热点社会问题的讨论与参与还存在着不理性的情况。于欢案与药家鑫案都体现了网络舆论对司法的一定影响。同时不难发现,网络舆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网络安全的发展与创新,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14年2月27日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成立,是我国依法管理网络空间的划时代性变革。在“领导小组”成立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我国新时期的互联网空间的治理,网络舆论与言论自由等话题也受到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在推动社会决策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新时期下保障言论自由权的重要方式,但同时网络舆论存在着不稳定性等因素,因此,对网络舆论的监管与保护都是尤为重要的。

  综上所述,对本文语境下的网络舆论与言论自由作出总结,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在网络中依法所平等的享有、通过互联网公开发表和传递言论、意见、观点等而不受非法干涉、约束或惩罚的一种权利。网络舆论是公民在网络中就某一事件或事物发表的观点的集合,有理性的和非理性之分。因此,基于以上对网络舆论与言论自由的基本认识以及对现实生活中网络舆论产生不良后果的现实情况,本文拟探讨在合法的范围内要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保护网络舆论的良性环境,但是也为言论自由的行使设定边界,对违法犯罪的言论加以打击,对网络舆论加以引导疏通监管,保证网络舆论的正确导向。

  二、对网络舆论干预的正当性

  网络空间是虚拟空间,但一定不是法外空间。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指出:“网络空间表示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由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网络空间是一种由代码架构起来的虚拟空间,而使用该空间的主体还是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因此,在网络空间中,实际上是现实空间的一种再现,虽然以一种与现实空间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实质上却是现实空间的映射。因此,网络空间应当是由现实空间发展而来的第二空间,而与现实空间这一第一空间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网络空间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空间管理的一种延伸。而在现实生活中对舆论的监管已经有丰富的理论支撑且有大量的实践研究加以论证,在此不再赘述。由此可以认为,对网络空间中的舆论进行监管是自然而然且是正当的。

  《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中提出,我们应积极应对网络空间新形势,加快建设我国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捍卫网络安全国家主权。习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际上,美国依据其霸主地位制定规则,在网络空间安全上占据绝对优势,给我国的网络空间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在当前形势下已出台了《网络安全法》。同时我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草案)》即将出台,其内容指出,网络空间治理与现实空间一样,都需依法而治以保障网络安全。推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为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中国网络用户合法利益提供基础,对我国提升网络空间安全法规建设水平,增强国家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维护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对网络空间监管的理论分析与国家针对网络空间治理的现实需求,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对网络舆论的干预是正当的且有法可依的。

  三、对网络舆论干预的边界

  在我国实务界,以“七条底线”、“九个不准”作为标准。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当前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与我国对互联网空间管理的新需求,对互联网舆论的干预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干预:

  首先,一定要严守我国网络空间主权底线,坚决反对国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我国内政。在网络这一空间当中,由于信息传播即时性的特点和舆论形成极速壮大的特点,为给予人民群众一个更加良好的网络空间环境,对企图颠覆我国政权、干涉我国内政的网站和言论一律进行屏蔽处理。在个人或组织因此触及刑法时,使用刑法依法进行惩处。

  第二,要严守法律法规在网络空间中同样适用的底线不动摇,在网络空间中涉及暴力、色情、恐怖主义等“九个不准”中明文规定的内容,一律进行严肃处理,以精准的判断,严密的审查保证该类言论不在网络空间中滋生蔓延。

  基于此,对网络舆论的干预划定了区域和界限,对企图侵犯我国网络空间主权的言论以及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言论应进行管控,而其他的言论应给予言论自由,对可能涉及公序良俗或道德层面的言论可以进行引导和疏通。

  四、网络舆论监管模式完善

  综上所述,依据笔者提出的两条对网络舆论干预的边界划分,可以尝试性地提出具体的监管方案。

  监管应是多点一面的,所谓多点是指以法律规定,技术手段,政府规制,民众参与为多点,而一面则是指为营造更加良好的网络环境,更合理的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这一目标而制定的干预模式。从具体的干预方法来说,应以立法、执法、社会规制、行业规制为一体多层次的管理结构。

  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当前高度重视网络法律方面立法,如前文提到的《网络安全法》的发布,对外网的管理更加严格,网民“翻墙”上网的行为将受到控制,以及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为起点至2015年网信办《互联网用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为标准,“网络实名制”得到全面普及;根据2013年“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以及2014年网信办《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清网行动”已延续并扩大到银饰品网站和微信。同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不日将会出台,届时将对网络空间中的不法行为进行审查提供具体指导。由此可见,我国关于网络空间的相关立法已然日趋完善,对我国提出管理网络空间的重大构想给予回应,无疑对我国网络空间更加清朗的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础,对我国管理网络空间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技术手段来说,在对网络空间中的不法行为进行规制时,应从其本质入手,互联网是高科技的产物,只有从代码构架、网站建设、后台监控等着手,真正瞄准违法违规行为而对个人言论自由权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当前,我国在网络监管的技术手段层面已经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发展,从以前的政府与平台、网站合作的删帖、禁言、封号手段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顺应科技发展的潮流,我国政府在管理活动中积极依靠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不断实现监管手段的创新转型,通过云计算等处理手段,政府可在舆论的早期甚至未发状态就能先期做出预测、监控和判断,这一“全景敞视主义”体系已然日益成型。

  从管理执行来说,政府规制与民众参与包含于此。首先,从管理主体与执行主体来看,当前我国对网络空间的管理主要形成以“领导小组”为中心,网信办作为具体执行主体的结构。“领导小组”在顶层设计,统一统筹规划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网信办则将“领导小组”的规划安排形成法规规定和具体办法。该结构针对网络空间管理收效明显,由此可见政府监管对网络舆论规制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因此,相较于其他规制主体在选择上更具有优越性。

  从管理方法来说,以立法、执法、社会规制、行业规制四个层面加以细化。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明确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应确保监管机构对执行法律已经做好准备,在实际执行中应把控好审查的关卡,涉及违法违规的坚决查处,同时坚决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充分行使。同时,面对网络舆论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到:要重视而不无视;要主动而不被动;要坦言而不假言;要交流而不交恶;要回应而不回击;要作为而不作秀;要规范而不失范。进一步完善执法准则,建立完善政府部门的舆情监测、研判和处置。由于当前我国对网络空间的监管还暂且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面对互联网这一新兴的高科技产物应倡议政府与行业协会进行沟通交流,以行业协会根据本行业发展需求和困境主动与政府积极对话,并依靠行业自律进行多重维度的网络监管,同时,互联网行业应根据我国当前对网络空间治理的相关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业务规制和行业规范。

  规制网络舆论还需加大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发动广大的网民参与到当前对网络空间管理的活动中来,动员人民群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自觉遵守法律道德,争做净网行动的积极践行者。而开展宣传教育可以选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方式。如前文指出,《人民的名义》热播引发网络舆论热潮,且这一网络舆论是非常正面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收效良好。因此,对网络空间的文化建设应着力于以群众最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可先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实现民意的反馈,从而有的放矢的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同时在建设网络文化的另一方面是,要对网络舆论进行正向的梳理和引导,在一个问题发生的最初阶段如果能给予群众更多真实的信息、更多正向的指引,就能够帮助群众更加理性合理的看待问题,能引导网络舆论向着更加正面的方向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越来越多的政务新媒体积极打造“两微一端”,通过当前网民使用覆盖率广、使用程度高的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用以开展可移动的,即时性的宣传教育。

  通过分析,当前对网络舆论监管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执行问题,因此,以上述提出的构想,着力于发展业务规制与执法准则方面,进一步在执行手段上依据相关规定进行细化,以加大执行的力度和执行的可能性。以期实现在保障言论自由权、活跃网络舆论环境与监管违法违规网络言论之间找到平衡并最大限度的呈现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效果。

  五、网络言论自由救济模式创新

  笔者认为,当前对网络舆论的监管的主体是政府,其他的如社会规制和行业规制只是规制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基于此,对网络空间中的言论管控行为由政府作出,那么可以认为,如果受到管控的一方,即网民在具体的事件中受到政府的相关处罚,其认为自身的网络言论自由权受到了侵犯,实际就可称为行政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对人。此时,该种法律关系可以适用于行政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行政相对人可通过复议、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由于该种救济模式只是笔者的一点初步设想,还未根据当前的网络空间治理的相关法律进行严格的模拟推论,只是以期引发更多思考。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对网络言论自由权的维护是必要且必然的,而管控网络舆论是为了网络空间得以更好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根据三个利益至上原则,在当前我们应以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为上,个人利益适当让步于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保障个人利益的应有之义。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保障言论自由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在新时期的网络空间中自然也是应当延续适用的。对网络舆论的监管并不违反言论自由,其实质正是为了保障言论自由的充分行使,因此,依法对网络舆论进行监管是正当和必要的。而本文提出的对网络舆论的监管模式或可在当下亟待解决的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中提供一点方向、一点见解。(作者单位:州司法局)

【责任编辑: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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