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同案不同判现象研究
发表日期:2018-07-23 11:08:36  浏览:  字体:   来源: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

  褚志军

  摘要: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人们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有了更高要求,然而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长期存在,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严重侵蚀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司法公信力,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相背离。文章从“同案”“不同案”的界定入手,以案例为基础,认为法官个体因素差异、司法公开程度不足、社会舆论、刑法的修改完善等原因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出现。因此,要提高刑事审判队伍的能力素质,完善法官司法责任制追究制度、完善法官业绩考评体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大司法公开,建立健全案例指导制度等,避免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关键词:同案不同判 刑事审判 司法公正

  一、刑事同案不同判现象概述

  (一)“同案”“不同判”的界定

  1.“同案”的界定。从本文研究的立场出发,所谓“同案”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同一案件。在这个意义上的同案,是指客观上的同一个案件,产生了多份判决,但判决结果出现明显的差异(甚至是相反的,比如二审对一审有罪判决的无罪改判)的案件,或者是共同犯罪被告被判决承担不同责任的共同犯罪案件。

  第一,多份裁判文书不同裁判同案的情况。如再审后二审改判无罪的卢荣新强奸杀人案。2012年9月10日,云南省勐腊县村民邓某在地里劳作时被害,公安机关经侦查后将犯罪嫌疑人卢荣新抓获,卢荣新供述了作案过程。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对卢荣新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判处卢荣新死缓。宣判后,卢荣新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西双版纳中院经重新审理,于2015年12月判处卢荣新死缓。卢荣新再次上诉。云南高院在审理中发现,本案证据存在重大问题,不能证实卢荣新实施了杀人、强奸犯罪行为,遂将案件移送云南省检察院,在深入交流的同时向检方提出二十余项证据的补正要求,云南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在补正中确定原DNA鉴定存在严重错误,发现新证据,并抓获犯罪嫌疑人洪树华。2017年1月6日,云南高院通过庭审,将原判据以定案的DNA鉴定意见、有罪供述、现场指认材料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依法宣告卢荣新无罪并当庭释放。

  另如再审改判死刑的李昌奎杀人强奸案。李昌奎,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2009年5月16日,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极其凶残。2010年7月15日一审判决: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2011年3月4日,二审结果为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1年8月2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昭通市开庭,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以上这两个案件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高,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这两个案件经过中级法院和省高院的几次审理,出现了不同判的情况。就这类案件而言,案件当事人和案件所发生的情节、时间、地点以及过程和案件当事人的犯罪动机、目的等都是完全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当事人在一审和二审时的答辩可能不尽一致,特别是时间较长的案件,再次庭审时当事人对某些细节的表述会有差别。这类案件,无论从追寻事实真相的角度,还是从实现公平正义的角度,抑或是其他角度都很容易成为广受关注的焦点法律事件。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对这两个案件的“同案不同判”,应该更进一步认识到,如果这种“不同判”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在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得到纠正,则恰恰也是能够证明裁判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当然,也要看到司法裁判毕竟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行动,必须承认“不同判”的客观性,以及深刻认识影响司法主观判断,产生“不同判”因素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有其长期性。应当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那些由非正常因素引起、具有某种程度的负面消极影响的“同案不同判”。

  第二,共同犯罪意义上的同案,如在团伙抢劫的共同犯罪案中,A某负责策划、组织人员,B某负责具体实施,C某主要负责放风,虽然三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都是一致的,案发的时间、地点以及过程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起到的主次作用不同,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同一案件共同犯罪人员判决结果不同的情况,当然这类同案不同判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大,产生负面舆情和不良社会效果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此类同案不在本文研究的范畴。

  (2)类似案件。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存在“相同案件”,只可能存在“同类案件”或“类似案件”。就“同类案件”而言,可以理解为某一类型的案件,如所有的抢劫案件,由于案件的构成要件相同,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说是属于“同类案件”。但是,如果将这种类型的“同类案件”都归结为“同案”的范围过大,这种情况产生“不同判”的结果是必然的,也就没有“不同判”的研究价值。甚至于,由于分类标准的不同,这个意义上的所谓“同案”范围将更为广泛,种类更为繁多,甚至都难以进行有效的比较和研究。所以,本文中所指的“同案”应该说是“类似案件”更为接近。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的规定中,就使用了“相类似的”的表述,这一点就很好的印证了前述观点和立场。即便如此,关于“类似案件”的认识还是存在很多观点的。目前,在我国法学界,对于“类似案件”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大学联合课题组为代表,提出一种简单易行“类似案件”识别技术,以案件“裁判要点”为判断相似性的标准:“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ʻ裁判要旨ʼ中所包括的必要事实具有相似性,待决案件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与ʻ裁判要旨ʼ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具有相似性”。第二种观点,以张志铭教授为代表,认为 “两起案件是不是属于ʻ同案ʼ,需要有两个分析步骤,即案件性质上的定性分析和案件情节上的定量分析”,应该“立足于案件事实与具体法律条文的联系,以案件事实的法律特性为线索,来确定两个案件的事实在整体上是不是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是不是属于同样法律性质的案件”。第三种观点,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认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的“类似性”应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案件事实相类似、案件法律关系相类似、案件的争议点相类似、案件所争议的法律问题具有相似性。如果两起案件在这四个方面存在相似性,即可认为这两起案件属于“类似案件”。

  结合上述观点,通过分析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结合司法实践,“相似案件”应具备以下两个要素:第一,案件犯罪性质相同。如刑事犯罪中“相似案件”应该是同一种类型犯罪,如果一个案件是职务犯罪、一个案件是毒品犯罪,那么两者之间就没有可比性,所以两个案件是同一犯罪类别,是认定案件相似的前提要件。第二,两起案件事实相近。案件事实是认定案件性质的关键,只有两个案件事实相近,同判才在情理当中,如在两个贪污犯罪案件中,贪污的金额要基本一致,但是也要考虑法律中所设定的情节和量刑认定条件。2015年11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3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判处刑法的起点原则上也从10年起,同时《刑法修正案(九)》对“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进行了解释,那么如果A某贪污300万,B某贪污299万,虽然数额相差不大,但在量刑结果上就会有出入。所以两个案件要在同一类型犯罪的基础上,在具体情节和金额等要素上也要相似,这样其适用的法律才有可能类似,才可以从“相似案件”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综上所述,以下研究意义上的所谓“同案”可以划分分为两类:一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一案件,但是共同犯罪意义上的同案除外;二是指两起犯罪性质相同、案件事实相近、适用法律类似的“相似案件”。在以下的案例列举、原因分析、对策研究等将围绕这两类界定进行研究。

  2.“不同判”的界定。“不同判”根据字面的意思理解,是指“不同的判决”或者“判决(结果)不相同”。当然,对不同判的界定要基于以上划分的两类同案的分类。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案件,所以不同判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同一案件或相似案件的判决或判决(结果)差异过大,违背了司法实践的规律,违背了法律的统一适用。为进一步阐明本文研究的不同判的含义和类型,以下用案例分三种情形进行对比分析。

  (1)量刑结果差异明显的相似职务犯罪案件。案例A,被告人毕某某2010年至2014年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3000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侵吞、套取国家公共资金人民币共计195900.00元。2014年11月,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毕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00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70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20000.00元。

  案例B,被告人李某在担任某中学校长兼某镇中心学校副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收取羊街中学小卖部承包方的承包费人民币120000元并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李某在担任羊街中学校长兼羊街镇中心学校副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挪用单位公款共计792766元人民币,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2016年2月,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这两个案例都是职务犯罪,其中都以贪污罪分别判处了刑罚,两个案例的贪污金额都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从案件类型和贪污金额等要素来看,可以界定两个案件为“相似案件”,即“同案”。但案例A中毕某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案例B中李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虽然李某的贪污金额比毕某某少6万多元,但刑期却差不多少了十年。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社会上就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质疑,对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2)不同被告人量刑幅度差异明显的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普某某在2007年8月至2016年4月期间,利用担任某县水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的财务共计210.5万元,以受贿罪被A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普某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数罪并罚,综合刑期十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在涉及普某某案件中,A县法院审理了李某某、邱某、黄某某向普某某行贿案件,B县法院审理和某某向普某某行贿案。两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普某某受贿数额中的其中一笔15万元的认定上出现了差异,A县法院将这15万元认定为行受贿款,B县法院则将其认定为借贷关系。被告人普某某不服A县法院判决,上诉到中级法院,中院审理后认定这15万元属于借贷关系。虽然本案A县法院、B县法院还有中级法院在对15万元的认定,对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虽然没有大的影响。但作为同一系列案件,对某一事实的认定,将或多或少影响到另一案件的事实认定,甚至影响到判决结果。同时,作为同一中级法院所辖的两级基层法院就同一系列案件的某一事实的认定都存在差异,说明了同案不同判现象的普遍存在。

  (3)“同命不同价”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案例A,2015年9月17日晚,被害人程某甲在龙岩市新罗区赖某甲麻将馆打麻将时,与张某乙发生纠纷并打了张一耳光。随后,张某乙打电话告诉被告人欧洪雷,欧洪雷随即打电话叫被告人黄卡成到麻将馆,其驾车也赶往麻将馆。欧洪雷与程某甲在麻将馆门口发生口角后,欧洪雷持剪刀连续捅刺程某甲。程某甲经送医院救治无效死亡。经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判决被告人欧洪雷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齐某某、张某甲、程某乙的经济损失共计315219.5元。

  案例B,被告人丁高与被害人胡XX系邻居。2016年5月30日晚,被告人丁高将洗脸脚水倾倒于胡XX户堆放在两家交界处的豆桩上。当晚22时许,被害人胡XX同其妻张XX到路边骂丁高,后双方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胡XX用木棒击打丁高,丁高拿一把尖头菜刀刺向胡XX的腹部、背部。胡XX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经鉴定,被害人胡XX系上腹部锐器创致肝脏破裂大出血死亡。被告人丁高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经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处被告人丁高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胡XX、胡翠仙、胡X、张XX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元。

  这两个案件都是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从案情来看都是由于某种琐事发生争吵,然后出现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结果,刑期上看一个死缓,一个无期徒刑,从刑罚的实际执行效果看,差异不大。但案例A中被判处赔偿31.5万多元,案例B中被判处赔偿5万元,相差26万多元。赔偿数额的相差也就出现了“同命不同价”的社会论断,导致民众认为司法不公,刑罚执行尺度不统一。

  通过以上对不同判的定义和三组案例的列举,可以得出不同判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相似案件,量刑幅度有的差异较大。如第一组案例,案件性质和涉案金额相近,但量刑幅度差异较大,不同判决的结果差异明显。二是同一案件,由于事实认定不同,量刑幅度有较大差异。如第二组案例,由于审理的法院、法官的不同,造成对同一案件事实认定的不同,进而导致判决结果不同。本文所举的卢荣新和李昌奎案件都是由于案件事实、情节认定不同,导致多份裁判出现不同裁判结果。如“提供手淫服务”是否算卖淫的问题,有的法院认定为是,有的法院认定为不是,导致裁判结果截然不同。三是相似案件的损害赔偿案件,在赔偿数额上有较大差异。第三组案例所举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赔偿案件是其中的某一类型,这一情况在交通肇事和处罚金刑等案件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当然,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客观导致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同命不同价”情况的存在对民众认可司法公正、公平有着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同判的界定和分类前提是同一案件或相似案件,不同判的认定标准是判决结果差异性较大。就同一案件或相似案件的案件事实、情节相同或相似,那么在适用法律上就应该相同,自由裁量的幅度也应该是相差不大,判决的结果也应该相似或相近。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同一案件或相似案件判决结果差异较大的情况,这一现象的存在违背了司法实践的规律,违背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违背了法律适用的统一原则,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为此,案件的具体性质、判决结果的差异性较大和造成的不良后果就是不同判决的认定的理由和依据。

  (二)同案不同判的危害

  法具有规范和引领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公平公正的审判,对规范和引领社会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一个时期以来,不时见诸于报端的法律适用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现象,不仅倍受当事人质疑,也广为社会公众诟病,正日益衍化为社会对司法缺乏信任,引发大量申诉信访,严重影响司法既判力,降低法院裁判公信力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将同案不同判的长远危害概况为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对法院作为纠纷裁决和正义分配机构所拥有的实际能力的怀疑,是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深层焦虑;二是社会对国家通过司法维系和强化法律适用机制的统一性的政治能力的怀疑。”

  1.同案不同判造成了实体不公。《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社会主要矛盾都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矛盾变化对政法工作的“四个转变”,其中两个转变既从实现外在物质文化需求向同步追求精神心理满足转变,不仅希望人身权、财产权不受侵犯,而且期待个人尊严、情感得到更多尊重,隐私、名誉、荣誉等人格权得到有效保护;从注重实现安全向同步追求长远安宁转变,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更高要求。可见,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日益增加,主动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有了加强。司法作为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可以表述为同案同判,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合法权益得到平等的保护。刑事审判中的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使得法院不能有效的平等的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违背了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造成一些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非法裁判行为的侵害。刑事审判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客观反映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情况的存在,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审判工作减压阀、缓冲器的效果没有起到,反而会产生恶劣的社会效果,忽略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需求,必将危害到法治建设顺利发展,将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造成不良影响。

  2.同案不同判降低了司法公信力。“一次不公正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把水源败坏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不容小视,引起了司法机关、民众的高度关注。为了让裁判得到社会的尊重乃至信仰,树立司法社会公信力,不仅是法治社会的要求,还是法院和法官的职责之处。但是,扰乱了司法社会公信力的核心无疑是法官的判决结果。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社会公众更有机会接触和了解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特别是一些重大敏感案件的审判,民众就会用相似案件进行对比,一旦出现同案不同判,法律结果体现不出公平、正义,尤其是涉及身份差异较大的案件,就会引发公众强烈的不满,从而对司法失去信任,甚至产生怀疑和抵触情绪,或者产生过激的行为,司法的规范和引领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就会弱化。就同案不同判现象来说,可能只存在于个别法院和个别法官,涉及的当事人也比较窄,但其影响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个案诉讼参与人,其法律的适用和裁判尺度的把握的随意性,离“法治中国”建设背道而驰。同时,国家制定全国性的法律,除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不能适应于特别地区之外,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的贯彻执行,刑事审判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影响了我国司法权的统一性,其后果是引发法律普遍约束力的降低。并且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极个别法官办关系案、人情案、关系案的情况,加剧了司法的公信力被摧毁,甚至出现由于不信任法律,在遇到矛盾纠纷时私下解决;或者对法院的合理判决结果都表示不满意,从而演变成上访、闹访,“信访不法”的情况,制约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推进。由此可见,司法机关在相似案件的裁判中,如果不能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居中裁判,那么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伤害是致命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就很难深入人心,更别说要求百姓自觉遵守。

  二、同案不同判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势必将长期存在。在上述所举的三组案例中,可以得出刑法的不断修订完善、审理法官(法院)的不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都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本文从目前刑事司法现状来分析,认为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刑法的不断修订完善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颁布以来,截止2017年11月4日,已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可以说现行的《刑法》从结构、体例到刑法的基本原则、裁判的规定等方面都比较科学、完备的。但所有的法律都有滞后性和局限性,始终滞后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并且在刑法中存在着概况性和模糊性的语言,以及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都会造成裁判尺度宽严不同的差异,从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如在刑法的不断完善过程中,对某类型犯罪的认定、判处刑法的标准都在不断变化,就会出现相似案件判决差异较大的案件。如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就会出现以上所举的第一组案例的情况,虽然案件情况相似,但判处的刑法相差大,给社会公众造成同案不同判的认识,特别是贪污受贿犯罪的在服刑人员,认为大家犯的都是一样的错,甚至放错的时间都是相同的,数额也是相差不大,但由于查处时间的不同,导致判决结果差异大,判决结果有失公平。刑法中概括性、模糊性的语言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给法官审理案件赋予了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如上所举的“提供手淫服务”是否算卖淫,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出现了不同的判决,违背了法的统一原则,违背了公平公正审理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当然,同案不同判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范围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法律的变迁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始终无法避免,不断完善刑法而导致刑事审判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是符合司法规律的,并且这也是法发展的必然阶段,必将长期存在,并且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刑法才能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

  (二)社会舆论消极影响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

  司法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础。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外界的干扰和压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裁判结果。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民意表达渠道更为宽泛,同时随着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民众参与权利表达的意愿更加强烈。在这里所指的社会舆论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主要是指同一案件,在经媒体宣传报道和网民发酵后,法律适用同一把握受到了舆论的干预,导致同一案件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如本文所述的李昌奎案件,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被改判为死缓,经过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绝大舆论认为,法院判决过轻。迫于社会舆论压力等因素,云南省高院于2011年7月决定再审该案,并最终将李昌奎判处死刑,并已经执行。云南省高二审判处死缓的观点有一是有自首情节,二是对于因家庭、邻里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故意杀人案,在适用死刑时十分慎重。而广大舆论认为应该判处死刑,认为该案“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重大,社会危害极大”。从法院判决的依据来看,也是有理有据,如果该案没有经过舆论的发酵,再审该案的可能性不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昌奎最终只会被判死缓。如2014年郑州一所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暑假掏鸟窝被判处10年的案件,也是经审判后,引起了大量网民的围观,认为判刑过重,而且与贪污受贿案件相比较,认为大学生掏鸟窝就判10年,那些贪官贪那么多才那么几年,网络上不平之声四涌而起。近几年来,类似情况屡见不鲜,如前几年发生的药家鑫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件之一,并且这种现象呈现越演越烈的势头,给司法机关和办案法官判决案件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并且可能因为这些压力导致案件审判偏向舆论,而忽视了法律本身的定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舆论对司法实践积极的一面,如督促司法机关尽快审结案件,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及时高效的办理案件。

  (三)司法公开程度不足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

  司法的神秘感由来已久,一直以来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如何开展审判工作知之甚少,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群众解决纠纷的观念和自身诉讼理论水平不高,更是对人民法院司法工作不了解。这也客观反映了司法公开力度不足,导致社会各界对法院审判工作不了解。一是由于司法公开程度不足,导致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作用没有发挥好,由于法院审判工作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就缺乏社会公众的监督,可能会出现裁判的随意性甚至是办关系案、人情案的情况,导致同案不同判。虽然,社会舆论的消极影响会导致同案不同判,但不能忽视媒体对司法权的强化作用。二是由于公开力度不够,导致法官只知晓辖区法院所办理的案件,对全国各地相似案件是如何办理的不掌握、不了解,缺少对类似案件的对比,所以就会出现地域之间同案不同判的差异。三是法院系统大数据联网未形成,大数据集成下的审判资源与法律适用、依据等成果不能共享。

  (四)法官个体因素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

  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某些地区法官以其经历、学识、素养、能力为基础,在道德、利益、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驱使下,其所作的裁判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色彩。由此可见,法官个体因素将是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法官的个体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几点:一是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有个体差异。“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然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但法官在对其理解上,由于上述个体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上就会存在差异。甚至个别法官由于法律素养不高,对某些法律法规一知半解,甚至出现错误、曲解。由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一致,就会出现“同案”适用法律不一样的情况,也就无可避免出现“不同判”现象。二是对相似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存在差别。司法实践中,对于相似案件的相似事实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尤其是对于证据是否有效的认定、伤害赔偿数额的认定上缺乏统一的认识,不同法官有不同的见解,对相似事实认定的差异,也就导致了“不同判”现象。如第二组案例中,法官对同一系列案的某些事实上的认定也不一致,更何况是相似案件。三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把握尺度不一。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根据对案件的理解行使自由的量刑幅度。如某一强奸案,如果是一名比较感性的法官,可能在量刑上就会往高处走,如果是一名比较理性的法官,量刑可能就比较适中,就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四是法官的职业素质参差不齐。近年来,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黄松有到全国各地法院都有一些枉法裁判、徇私枉法的情况。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法官的人格和职业道德没有得到保障,抵挡不住外界的诱惑,没有为民司法、公正司法之心,对法律没有敬畏,散失了道德底线,收受当事人贿赂,接受当事人宴请,进而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作出不公正的裁判结果,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

  当然,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如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司法地方保护和涉及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案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平均收入水平不一样,就会出现赔偿标准不一样的情况。同时由于赔偿人的赔偿能力不一样,就会出现赔偿数额上相差较大的情况,自然形成了“同命不同价”的同案不同判现象。

  三、防范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对策和建议

  “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此案的判决结果相同。如果不同,我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那将是对我的实质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侵犯。如果两个案件都一样,每个人就都会感受到这种感情的力量。”由此可见,同案同判就是公平正义的最直接体现。对同案不同判现象的研究,就是为了减少不同判现象,最大限度实现同案同判,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既不偏向任何一方,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正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每一起案件的判决结果都体现公平公正,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体会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公平公正,不仅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更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维护法制统一。

  就目前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的界定、原因分析及其产生的危害的基础上,防范刑事审判同案不同判现象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提高刑事审判队伍的能力素质

  法官是我国法律主要的实施者之一,法官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的法律实施的效果,决定着每一个案件是否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判决,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可见,法官在实现同案同判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因此,要在司法实践中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提出的政治过硬、业务过硬、素质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刑事审判队伍,为切实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提供根本保障。

  1.强化刑事审判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司法腐败是导致同案不同判的主要诱因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法院反腐败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司法腐败问题依然不容忽视。产生司法腐败根本原因是法官理想信念不坚定,忘记了司法为民的初心、公正司法的使命。因此要抓好刑事审判队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育引导广大法官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为公平公正的审理好每一个案件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确保在各种诱惑面前能坚守住底线,作出公正的判决。

  2.强化刑事审判队伍的业务能力建设。今年3月9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向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人民法院“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工作机制等与新时代形势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对目前法院队伍的能力素质进行了客观的定位。同时刑事审判工作中还存在裁判文书质量不高,有不少错字、别字等低级错误,存在裁判文书格式不规范,当事人基本信息、公诉人出庭、采取强制措施的表述不规范,证据采信、说理分析过于笼统等问题;甚至存在冤错案件,如2013年至2017年,全国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法官的能力素质不高,或者说参差不齐。出现法官能力素质参差不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如人民法院在恢复重建时,部分人员非法律专业出身,而却要从事法律工作,其法律专业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审判实践的需求。部分通过军转干、其他单位调入等方式进行到法官队伍,这一现象目前还存在,如某位非法律专业或没有法律工作经验的干部调入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如边疆民族地区招人难留人难问题的客观存在,于是只能在招录中降低门槛、标准,使得法官能力素质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而且有的边疆民族地区法院由于办案人员紧缺,一些新进人员虽然具有法律资格,但没有经历书记员、法官助理等工作,就直接担任法官办理案件,使得案件质量得不到保证。

  由于法律工作专业性强,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和系统训练、培养的过程,才能确保更好地履职,做到公平公正的审理好每一个案件。因此,第一要把好入门关。司法机关在招录新进人员时,要以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为基本标准,甚至是要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才能报考进入法官队伍,并且非法律专业的其他人员不得调入法官队伍,包括领导干部,确保法官队伍的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第二要加强对法官队伍的培训。近年来,各类法律法规不断修改完善,司法解释不断出台,但如上所述,由于法官个体因素的差异,对法律适用的理解不统一。因此,从最高人民法院、省高院和各级司法机关要加强对法官队伍的专题培训,及时组织对新法律、新司法解释、新规范性文件、新典型案例的学习,在提高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规的能力的同时,力求对法律、法规理解和适用上的一致性,做到同案同判。第三要完善法官的培养机制。根据法官的成长规律,让新进法院工作人员,先从书记员、法官助理做起,并且下派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进行锻炼,通过与基层广大群众的深入接触,增强作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充分发挥优秀法官的传帮带作用,让历代法官总结提炼的审判工作经验得到传承并实现新发展。第四要培养专家型法官。就是在审判人员充足的情况下,某些法官就固定审理某类案件,比如现在推行的行政案件集中管辖的诉讼改革,通过法官固定长期审理某类案件,提升法官的专业化水平,确保某类案件的量刑幅度始终保持一致。

  (二)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此,要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抓手,加强顶层设计和调研,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并且运用第三方评估,更加客观准确把握改革进程,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1.完善法官责任制追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我们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牢牢牵住的“牛鼻子”。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建立权责统一、权责明晰、权力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的关键,也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对于促进严格公正司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全国法院实行法官员额制改革并已完成,组建了审判工作团队,实行扁平化管理,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对法官队伍去行政化,保持独立性和推动法官精英化、职业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司法体制改革以来,由合议庭和法官独立签发裁判文书,针对合议庭和法官权力增大和院、庭长权力放开的情况下,干警的能力素质能不能完全适应独立审判的需要,会不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客观面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是目前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案件质量下滑,会存在很大的廉政风险。因此,第一要完善对法官的监管机制。始终牢固树立“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放权不等于放任”的理念,切实强化监管工作。充分发挥法官专业会议的作用,规定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由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对专业法官会议和合议庭意见仍然有分歧的,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以此来加强监管。成立了由未入额的老法官为主的审判监督团队,充分发挥未入额老法官负责耐心细致的优势,由他们负责组织案件的评查工作,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形成专门的案件质量评查报告。加大对一些共性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案子。

  第二要完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顾名思义,就是谁裁判谁就要对案件质量负责,一旦发生错案,就要进行追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法委提出,关于终身追责的要求。虽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有对案件终身追究的内容,但还不够具体和细化,要出台专门的案件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责任界定,不论其退休或者转岗,一旦发现问题都要进行责任追究。通过责任追究,让法官心存敬畏之心,不敢徇私枉法,确保司法权得到公正的行使,确保案件质量和效率,让所有当事人受到同等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第三要完善法官业绩考评体系。法官员额制就是要在具有法官资格的法官中再进行遴选,做到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如何确保员额法官这个群体的能力素质始终代表法院法官队伍的最高水平,就是要实行法官业绩考评,以发回重审、改判等为指标,从德、能、勤等方面对法官进行综合考评,对考评不合格和连续两年为基本合格等次的,让其退出法官员额,实行能者上庸者退的淘汰机制,促使员额法官通过学习等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并且以更强的责任心确保每一个案件的公平公正审判。

  当然,在实行监督管理、责任追究、淘汰机制的同时,要加强对法官权益的保护,近年来案件数量持续上升,而实行法官员额制后办案法官相对减少,法官办案压力不断增大,仅2013年至2017年,全国有85名法官积劳成疾或遭受暴力伤害因公牺牲,同时由于不堪办案压力而辞职的入额法官也时有存在,因此,在进行严管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法官的保护,让法官更有精力和热情投身到司法事业中。

  2.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6年11月发布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目前,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庭审程序不规范,随意性和形式化突出,不注重庭审分段小结和转换的交代,忽视对庭审各阶段目的和当事人权利的交代,合议庭分工配合不足,陪审员陪而不审,不合符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要求等。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要整合法、检、公、司等部门职能,规范法庭调查程序,避免“庭审走过场”;落实庭前会议制度,提高审判质效;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源头上遏制冤错案件的发生。卢荣新案件就是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典型案例。

  3.建立全国性大数据平台。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建设立足于时代发展前言的“智慧法院”。就全国法院而言,贵州和江苏法院大数据平台建设已经相对成熟,如贵州法院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司法大数据建设,探索把统一适用的证据标准嵌入数据化的办案程序中,确保了法、检、公在证据标准认定上的统一,有效解决了因证据认定标准不一而出现的同案不同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智慧法院”建设,为建立全国性的大数据平台提供了实现的基础,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同类案件的汇总分析,揭示同类案件的普遍规律和特殊情况,为法官审理同类案件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缩小地区之间同类案件量刑之间的差异,推动审判的公正和统一。

  (三)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司法的神秘感,来源于司法的公开力度不够,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误解和曲解,来源于司法的公开力度不够。要通过司法公开,向社会公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动态,让群众了解法院工作,从而支持法院工作,消除民众对刑事司法案件的误解,增进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1.提高审判工作的透明度。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工作,先后建立了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审判流程公开和庭审公开“四大公开平台”,就立案、庭审、审务、执行、文书等内容向社会公开,着力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截止今年2月底,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64.6万件,观看量48.5亿人次;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4278.3万份,访问量133.4亿人次,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同时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微博、微信、网站等自媒体,及时发布法院工作动态、公布案件进展,特别是一些社会关注高的重大敏感案件通过网络庭审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要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力度,特别是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条件限制,民众通过“四大公开平台”了解法院工作的渠道不多,因此要结合各地实际,通过巡回审判、街天法庭等形式,做到现代科技与传统办法相结合,实现司法公开的更大化,增强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进而提升民众对法院公正司法的认可度。

  2.强化社会舆论引导能力。如本文所述,社会舆论具有两面性,既能监督审判机关依法履职,又会左右案件的审判结果,演变成“舆论审判”,妨碍我国的司法公正,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目前舆论影响案件审判的并不少,如药家鑫案件等对法治建设的伤害不容忽视。为此,一是要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适应,确保社会媒体客观、真实、全面的报道案件情况,对社会公众进行正确的引导。二是人民法院要不断完善舆情通报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对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敏感案件,要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及时、全面向社会通报案件审理情况,避免民众因对案件事实掌握不全,而出现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舆论,造成工作被动。三是要积极向社会公众宣传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特别是宣传全国法院涌现出的模范法官等先进感人事迹,让公众对法院审判工作产生认同感,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履职不受社会舆论的干扰,努力形成社会舆论理解、支持法院工作的良好局面。

  (四)建立健全案例指导制度

  当某一种社会行为需要规范统一时,就需要以某一标准为尺度,并参照其来实现统一规范的目的。虽然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但2010年,最法院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3年至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80件。实践证明,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为法官审理相似案件提供了参考依据, 提升了工作质效,对统一法律适用,促进司法公平公正,减少审判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司法解释中,对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效力没有进行明确,这样有时制约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效果。这就需要从立法层面去加以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效力,有利于法官法律价值的取舍。法律的发展永远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法律对新事物的预见能力有其局限性,所以要不断修改完善法律,对某些过于笼统、概况的法律条文规定予以细化,避免司法工作人员在适用时因理解不同,而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量刑标准。

  参考文献

  [1] 陈杭平.论“同案不同判”的产生与识别[J].当代法学,2012,26(05):26-31.

  [2] 孔繁灵.“同案同判”与“同案不同判”[N]. 人民法院报,2014-02-15(002).

  [3] 肖晟程. 从案件指导到案例指导——“同案不同判”公信化进路选择[A].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论文集[C].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15:9.

  [4] 闵丰锦.同案不同判的理性思考[J].中国检察官,2016(20):64-68.

  [5] 独道存.通过“同案不同判”浅议司法统一性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6(33):74-75.

  (作者单位: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张云】
  • 上一篇:
  • 下一篇: